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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解放思想

2012年3月22日

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摩诃迦叶即大迦叶,佛陀十大弟子之一,有“头陀第一”、“上行第一”等称号。在释迦牟尼圆寂之后,他成为了佛教教团的统率者。大迦叶自然要担负起佛教如何发展的问题。

大迦叶说:“若佛先所不制,今不应制;佛先所制,今不应却,应随佛所制而学”《四分律》卷第五十四。《大正藏》第22册,第967页。

这一原则的确立,曾经保证了佛教戒律制度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保持了完整与统一,但也为佛教因戒制取舍问题而导致的分裂埋下了伏笔。释迦牟尼入灭一百年后,教团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再过一百年,佛教分裂为二十多个部派。释迦牟尼入灭后五百年左右,佛教内部出现了批判部派佛教囿于烦琐理论和束缚于繁杂戒条的大乘佛教。

佛教进入中国是其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早期的中国佛教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制度。但是,随着经典被不断翻译流入中国,大家看到了大迦叶定下的原则,因为不敢对释迦牟尼亲制的戒律制度有所改动或者变更,中国佛教放弃了结合实际的制度。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被限制了。就算是六祖慧能,也因为佛教教团之间的问题,藏了起来,吃了多年的肉边菜。所有这一切,直到百丈怀海禅师的出现才被终结。

《百丈清规》突破了大迦叶的原则,主动吸收中国本土文化,使佛教能中国化,是佛教重大转折的关键点。《百丈清规》的突破意义,是使后人能再突破《百丈清规》的束缚,根据自身情况不断调整。这是后世近千年禅宗清规不断更新发展,在全国及至东亚地区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如同佛教,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的。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复制十月革命的胜利。

经过了1927年3月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8月1日 南昌起义,1927年底广州起义等实践后,十月革命并没能在中国得到复制。相反,红军被迫长征。直到遵义会议,马克思主义才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了。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如果没有百丈怀海禅师去突破大迦叶发的紧箍咒,佛教只有两条路。一是灭亡,二是对中国完成“政教合一”的独裁统治。是毛主席去突破了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以及其指导下的城市武装暴动,中国从而走上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这只是一种好的可能。另一种可能就是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那是一个死循环程序。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凡是”如同大迦叶对佛教的原则一样横在了中国经济建设的面前。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都懂得。

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作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

外来文化的中国本土化是一个过程,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过程。从这种过程中我们看到,中国人民有能力突破各种不适合中国本土环境的条条框框,而无论被突破的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文化。这是中国人民的自觉性。

解放思想的实质是中国人民的自觉性的又一次突破。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要深化改革开放面临内外两方面的阻力。对外的阻力主要来源于欧美市场对中国的关门,如同当年西方国家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一样,现在轮到中国了。对内,是如何继续解放思想的问题。

随便举几个例子吧。如果电网是私人的,偏远山区的人们可能用不上电,因为架线的成本远高于所收的电费。比如物流公司,在一二线城市,顺丰的速度远远超过拖拖拉拉的邮政,但是,很多农村顺丰是不送的,偏远山区就更不用说了,只有邮政会送。邮政为什么要送?因为它是国企,它要负任。如果邮政也私有化了,农村人寄点东西,要么要大幅加价,要么只能自己去送了,农村人的收入本来就不如一二线城市的人高,他们却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合理吗?【金鸿评论】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许多曲折。“洋浦风波”,把外国卫星争取到国内发射,收购香港电讯公司股权等,现在看起来都是市场的行为,当时是很难让社会接受的。

邮局也好,电网也好,不能因为国企有社会责任,国企就应该亏损。如此发展下去,国企就是社会负担了。那时,没人会谈社会责任,只会为国企下“无可救药”的结论。一样的人,一样的土地,改成了包产到户粮食就增产了。解决国企社会责任与市场竞争力间的矛盾就是要利用股权的特点在国企中引入民间投资,利用民间投资来激发出国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3月5日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将支持非公经济发展列入今年改革的重点任务,要求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而事实上,早在上个月,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座谈会时就已经下了“死命令”:今年上半年一定要把实施细则制定出来。

为什么新36条会被解读成私有化呢?原因有很多。

第一, 不能继续解放思想,认为国企任何一股都不能卖。

第二,认知有限,看不到引入民间投资能激发国企的活力。

第三, 骄傲自满,对中国的现状很满意,不愿意改变。

第四, 害怕失去,不敢面对改变后带来的不确定性。

第五, 没有历史责任,不愿意承认自我突破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第六, 被颠覆中国的“卖出一股国企股权就是私有化,私有化就是卖国”的言论吓倒。

中国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但中国历史没有选择邓小平,是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其中奥妙当事人心照不宣,局外人只要能读懂几层三国演义的也不难看出。

毛主席能突破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下发给中国共产党的紧箍咒,邓小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就属于必然了。

当前的继续解放思想只是改革开放大方向之中的阶段任务。中国有如此神人带领,再加上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几何形态的,所以总量惊人。中国将出现空前繁荣的场景,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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